郭万超：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化产业价值链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化产业价值链

来源： 中国经济网     郭万超 马萱

　　中国经济网编者按：人们对“文化产业”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从否定到中性甚至褒义的过程。目前，各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对文化产业的命名方式不一致，对其含义也没有统一的认识。但是，文化产业发展需要不断加强、改进和完善文化及相关产业的统计。因此，厘清文化产业的概念及其构成条件显得尤为重要。近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传媒研究所所长郭万超和中国戏曲学院副教授马萱联合撰文，对“文化产业”的概念演变、构成条件及分类进行了深入剖析。现经作者授权发布，以飨网友。

　　“文化产业”概念的演变与含义

　　国外。法国学者路易·多诺指出，20世纪是一场“文化革命”，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文化产业的空前发展，它包括书籍、唱片、音乐磁带等文化财产，广播、影视、音像、音响设备等文化设备和发射机、接受器等传播载体三个方面。

　　澳大利亚学者斯图亚特·坎宁安把“文化产业”概念的演变分为四个阶段：一是20世纪30至40年代，代表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性观点；二是20世纪70至80年代，主要特点是重新用文化来界定已成型的商业产业；三是撒切尔时期，基本特色是城市重建等实用艺术的实践；四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艺术领域的应用。

　　一般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最早提出严格意义上的文化产业概念。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他们明确提出了Culture Industry（译为文化工业或文化产业）的概念，用以代替“大众文化”来表示大众文化的产品及其生产过程。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持一种否定态度，认为“文化工业”是“或多或少按照计划而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这种产品是为大众消费度身定做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消费的性质”。从对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争论中，法兰克福学派实际上阐释了文化工业的内涵：通常情况下，“文化工业”是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工业体系，以工业化生产为标志，以普通大众为消费主体，其中，“工业”不是指技术上的生产过程，而是“事物本身的标准化和分配技术的合理化”。

　　伴随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当“文化工业”与各国发展战略和实践紧密结合时，“文化产业”一词逐渐变成一种中性甚至褒义的概念，并以英、美等发达国家为中心扩散开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委员会和很多国家也开始使用复数形式的“文化产业”。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次使用了“文化产业”这个术语，用来指“在我们社会中，那些借助文化生产和服务的商业形式，生产和传播各种信息符号的专业产业组织机构”。尽管这个概念并未从内涵上界定文化产业，却同样认可了文化产业中的商业化、信息符号等经济特征。

　　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化产业从理论争论全面走向实践，成为地方经济发展、就业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方面。198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文化产业定义为，以艺术创造表达形式、遗产古迹为基础而引起的各种活动和产出。而在其后来的官方界定中经常使用的定义为，“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也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紧接着，在1991年，英国将创意产业归为文字创造、视觉艺术、舞台美术、音乐、摄影、时装6类。1997年，为了向民众树立“创新型”政党的形象，英国政府又有意将创意产业和文化产业区别开来。1998年，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首次对创意产业进行了界定，认为它是“源自个人创意、技巧及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霍金斯在《创意产业经济学》一书中把创意产业定义为：“其产品都在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范围内的经济部门。”文化经济学家凯夫斯认为：创意产业提供我们宽泛地与文化的、艺术的或仅仅是娱乐的价值相联系的产品和服务。

　　1997年，欧盟当时的轮值主席国芬兰在有关文化产业的报告中，把文化产业界定为“基于文化意义内容的生产活动”，除了新闻出版业、广播影视业、音像业、网络业、文学、音乐创作外，还包括一切具有现代文化内容标识的产品和贸易活动，例如摄影、舞蹈、工业与建筑设计、艺术场馆、博物馆、艺术拍卖以及文化演出、教育活动等。

　　国内。20世纪8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开始在我国传播。20世纪90年代“文化工业”的概念引起学界的热议。学者们在热议“文学边缘化”的时候，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很快将这场争论湮没在产业实践的浪潮中，人们也开始认识到文化产业的积极意义。

　　1998年，国家文化部成立文化产业司，标志着我国文化产业“从自发到自觉”的新的历史阶段。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一次正式使用了“文化产业”这个概念，并在两处出现，并提出了“推动信息产业与有关文化产业结合”、“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构想。随后的2004年，我国提出了“创意中国”的口号，文化产业开始走上加速发展的轨道。这就使文化产业的官方界定和统计体系提上了议程。2004年3月，国家统计局颁发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标准，首次对文化产业进行了正式界定。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对文化产业发展做了战略部署。推动文化产业发展，需要不断加强、改进和完善文化及相关产业的统计。在这样的背景下，经中编办批准，2011年11月，国家统计局成立了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这标志着我国文化产业统计工作掀开了新的一页。2012年8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新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

　　北京市作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领先地区，使用的是文化创意产业概念，其含义是以创作、创造、创新为根本手段，以文化内容和创意成果为核心价值，以知识产权实现或消费为交易特征，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体验的具有内在联系的行业集群。

不同文化产业概念的辨析

　　世界各国、地区和国际组织对文化产业的称谓并不一样，除了上面提到的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外，还有内容产业、体验经济、版权产业（美国除了使用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外，开始更多地使用“版权产业”的概念，以强调“版权”对文化产业的关键作用）等名称（见表1）。本文这一部分，将对这些名词进行梳理和分析。

　　对文化产业各称谓内涵的辨析。（1）文化产业（Culture Industries）。作为一个不断拓展演进的概念，文化产业是有着巨大生成力的开放的创新理念，它强调的是文化与经济的双向互融。概括起来，对文化产业的研究可区分为两派：“理论—意识形态文化产业”和“应用文化产业”。前者强调的是商业模式的文化活动操作方式，是指商业原则下的不同种类的知识产品的生产。后者指的是那些具有物质性、实体性的产业基础，包括电影制作、录音设施、报纸的高速印刷线，覆盖全球的广播电视台，甚至剧院和舞台表演等大型场所。这两种类别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

　　（2）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y）。英国是最早提出创意产业概念的国家。截至目前，我国还没有把创意产业纳入正式的统计指标核算体系。我国目前统计指标体系中与“创意产业”概念最为接近的是“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概念是对狭义文化产业概念的拓展，它是以新经济为基础，以工业规模生产，全球化或地方化为特征的产业。但是，创意产业离不开文化内容，所以其最精炼的概括应该是将传统的文化内容作为中间投入品进行规模化生产的产业。

　　（3）内容产业（Content Industry）。与文化产业相近的概念还有内容产业，也称为“信息内容服务产业”。实质上是广义文化信息的数字化，是基于新兴数字化信息技术，融合了出版、广播影视、通信网络等多种媒体形态，从事制造、生产和传播有关信息文化内容的综合产业。内容产业的凸现反映了文化产业与信息和通讯产业的产业融合。

　　尽管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和内容产业概念产生的背景和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但三者同属于知识产业，具有明显的交叉和重叠。从广义上看，它们都居于知识产业链的上游。文化产业和内容产业本质上属于知识生产，而创意产业居于知识服务，它以创意对其他产业的融入和渗透为表现形式。文化是这三者的聚焦点。从创意产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看，创意产业脱胎于文化产业。当今，创意产业在某些国家已经从不同产业部门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

　　价值链（Value Chain）视角下的文化产业各称谓辨析。通过对这些命名方法的比较，可以看出，其包括的行业大同小异，因而必然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在这里，笔者试图通过波特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的价值链方法对其进行分析。波特指出，企业的每一项生产经营活动都是创造价值的活动，企业的一切互不相同但又互相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了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这项动态过程称为价值链。

　　在分析制造业价值链时，波特将整个价值的生产过程分为五个阶段：一是输入后勤；二是制造；三是输出后勤；四是营销；五是服务。那么，相应的文化产业的生产也可以划分五个阶段（图1）：一是引入，这是将文化内容引入产品生产的过程，文化内容直接决定了产品的基调；二是产品形成，这是生产商、编辑、设备供应商等拥有不同技能的人共同创意并形成产品的过程；三是流通，这是文化产品流通的过程，其中的参与者主要是代理商、发行人及各种参与促进流通的中间人；四是发送，这部分是与消费者的直接接触点，主要包括影剧院、电视、书店、博物馆等；五是售后，包括批评家的角色、消费者评价收集等。

　　根据对文化产业生产五个阶段的划分，可以看出在不同阶段其侧重点不同。引入阶段，侧重于文化内容的挖掘，是“原料”投入的过程，将这一阶段看作产业核心的人将其命名为内容产业。产品形成过程凝结了众多拥有不同技能人员的创意劳动，因而也形成了产品的版权核心，将这一环节看作产业核心的人将其命名为版权产业。流通是一个产品传播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和眼球，为下一步的发送做必要准备，所以这一环节可称为注意力经济。最后，发送和售后是将产品交给消费者的过程以及听取反馈的过程，这个过程带给消费者的是一种体验，因而可称作体验产业。同样是由于侧重点的不同，将文化内容看作这个产业核心的人，将其命名为文化产业。将创意过程看做产业核心的人则将其命名为创意产业，而文化创意产业是二者的折中，但在价值链这个分析框架下，笔者认为这三个词的含义应该是相同的。

文化产业的构成条件及分类

　　我国文化产业的构成条件及类别新探。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发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的范围包括：（1）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2）为实现文化产品生产所必需的辅助生产活动；（3）作为文化产品实物载体或制作（使用、传播、展示）工具的文化用品的生产活动（包括制造和销售）；（4）为实现文化产品生产所需专用设备的生产活动（包括制造和销售）。

　　但并不是所有与文化产品相关的产业都是文化产业，即使同为文化产业，不同行业也有较大的区别。

　　文化产业的价值链中所依托的产品是文化产品。文化产品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必须具备文化价值比率标准（条件1），即文化企业在生产或提供文化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必须借助文化资源，其产品或服务中文化要素价值所占部分至少超过50%。由于文化是一种无形要素，会使得这一衡量标准在实际操作中有一定难度，需要财务会计制度等多项工作的配套；其二，文化产品是精神文化产品，其使用价值超过物质产品的一般功能性需求，与此同时，消费获得的主要是精神文化效用（条件2）。

　　文化产业中的文化产品必须具备工业生产特征（条件3）。工业特征的根本表现是规模化和标准化，文化产业中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也应具备这个特征。

　　核心的文化产品所包含的内容应当是信息表现形式，即文字、声音、图像等（条件4），其生产和传播所借助的主要手段是媒体信息技术（条件5）。根据文化产品包含的内容，可将文化产品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以“声、图、文”为信息表现形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这种内容可以物化在信息的物理载体（如图书、光盘）中，也可以是通过特定的生产手段直接展现在消费者面前，例如广播电视服务或文化演出服务等；第二种是非“声、图、文”信息表现形式的物质实体（条件6），这种产品主要是通过物质实体的内容和形式来展现文化内涵，例如文化产品的衍生品等；第三种是以非“声、图、文”表现形式存在的、依赖于消费过程的无形文化产品即文化服务（条件7）。

　　我们将以上特征进行了编码，转化成文化产业的7个构成条件。但并不是说，只有满足这7个构成条件的产业才是文化产业。这些条件并非全是必要条件，不同条件的组合代表了不同类别的文化产业。

　　当一种活动生产、交换和传播的文化产品同时满足条件1～4时，属于核心文化产业，是“声、图、文”信息形式的产品或服务的产业化生产和流通。而更进一步地，同时满足条件1～5时，就归属为传媒产业。从以上分析中可看出，核心文化产业主要包括传媒业和文化演出业。

　　当一种活动生产、交换和传播的文化产品同时满足条件1～4和条件6，或者同时满足条件1～4和条件7时，就归属于外围文化产业，主要体现为围绕以非“声、图、文”表现形式存在的文化产品或服务进行的一系列工业化生产和销售活动。

　　当一种活动生产、交换和传播的文化产品满足条件3，并且是生产满足条件1和2的文化产品所必须的设备和物质生产和销售活动时，就归属为支撑文化产业。严格地说，这类产业活动不是真正的文化产业，却又是核心和外围文化产业离不开的。

　　不同国家、地区对文化产业的分类。各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对文化产业的分类是不同的（见表2），而且不同时期也有一些变化。例如，英国在1991年将创意产业归为文字创造、视觉艺术、舞台美术、音乐、摄影、时装6类，到1997年又增至13类，范围扩大为广告、建筑、美术和古董市场、手工艺、设计、时尚、电影、互动休闲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电脑软件、电视和广播。

　　北京、上海、广东在文化创意产业统计口径上略有不同。北京将文化创意产业分为9大类，上海分为10大类，广东省分为9大类（见表3）。在行业分类上北京是根据《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目录》进行统计；上海是根据《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目录》进行统计；广东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印发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进行统计。从行业大类上比较，上海比北京多出了“咨询服务业”和工业设计业；北京比广东多出了“设计服务业”和“软件及计算机服务业”。（注：本文原文刊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从世界视野看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三大软肋

来源： 北京日报     郭万超

　　中国每年对文化创意产业投入不少，各类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颇成规模，但为什么就出不了迪斯尼，出不了《阿凡达》？不仅如此，如果不靠政府在地租、房租、贷款等方面的特殊政策，在很多地方文化创意产业恐怕很难为继。我以为，最根本的是存在三大“软肋”。

　　第一大软肋：普遍缺乏核心动力，即“创意力”。

　　创意或创新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要素，创意得不到激活，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活力必然受到极大抑制，也就只能停留在传统文化产业的水准，不能实现文化创意产业应有的高收益。怎样才能提高“创意力”呢？

　　首先，要正确认识文化创意人才的特性。文化创意人才一般具有这样的特性：(1)富于创造力。创意人才最突出的特征是头脑灵活、想象力丰富、很少循规蹈矩，所以拥有更多的创造力。(2)价值观独特。相比创造利润，他们更看重创作过程中的快乐体验；更倾向于自我管理，而排斥传统科层制；更强调独立自我表达和对差异的包容，而非集体一致性；更强调多面，而非专业。(3)注重软激励。对他们来说，成就激励和精神激励更大于金钱与物质激励，文化创意人才更注重自身价值的实现。

　　其次，学习发达国家经验，大力加强文化创意人才的培养。在美国、英国的很多高校里都开设了文化管理学、艺术管理学等相关专业。澳大利亚依托昆士兰大学、南澳洲大学建立了多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从而吸引了一大批文化创意产业人才；韩国的国家级专业文化创意大专院校就达6所，有些大学的文化创意产业相关专业达80多种。英国政府为了解决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缺乏的问题，于1999年就启动了名为“创造性的伙伴关系”的文化项目，由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和地区文化主管部门共同负责，制订项目方案，通过创意机构(电影院、电视工作室、艺术中心、历史建筑、图书馆、博物馆、网站设计组织等)与学校合作从事一些长期文化项目，为5-18岁的学生提供时装设计、电视广播、互联网、舞蹈、电视和戏剧的指导与制作等新技能，从而为创意产业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潜在的产业人才。

　　第三，把保护知识产权提升到战略高度。知识产权是创意产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实际上就是对人的创造力的保护。发达国家都把保护知识产权提升到了极高的位置，特别重视对文化创意产品原创性的承认和保护。美国政府是这方面的典范，先后通过了《版权法》等一系列法规，形成了全球保护范围最广、规定最为详尽的法律系统。日本近几年针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新形势，也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法律。韩国制定并实施了网络游戏产业的政策，修改了关于音像、电子游戏的相关法规。

　　第四，提高全民的创意水平和享受创意的意识。英国政府特别注重培养公民创意生活与创意环境。英国从教育培训、扶持个人创意及提倡创意生活三方面，研究如何帮助公民发展及享受创意，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开放更多的博物馆及将所有数据档案数字化等，期望通过教育培训、支持公民的创意发展、提供公民创意接触的机会，使人们可以享受创意生活，也同时为产业的发展提供基础。

　　第二大软肋：没有抓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本质，把它与文化事业混淆了。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根本在于培育具有自生能力的文化创意企业，这样的企业拥有一流的文化创意企业家，具有国际或国内知名的文化品牌，形成了成熟的文化商业化模式，具有持续的创新能力。只有出现了这样一批文化创意企业，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才能算真正发展起来。

　　不少人容易把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化事业混淆起来。过去，文化产品和服务主要由政府、事业单位提供，一提到文化，人们还是习惯把它理解为文化事业，在市场经济下，单纯的文化事业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文化需求必将带动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这种产业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因此，必须勇于突破旧观念，树立文化商品、发展文化产业的强烈意识。除了一部分公益性文化事业采用非市场方式外，大多数文化产品和服务将以产业的方式来发展运作，这些产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主要标准。所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关键是要有发挥优势的人，最重要的是文化创意企业家。甚至可以说，有时劣势更能激发企业家的创造力，使他们变劣势为优势。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企业和企业家的市场开拓能力、创新能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成败关键就在于企业主体作用发挥的好坏，在于文化创意企业家的眼光和素质。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起步晚，基础薄弱，产业回报率不稳定，这就要求政府对文化产业予以扶持。但是，政府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扶持必须把握好度，扶持不是包办，不是插手越多越好，不是给钱越多越好，也不是一直扶持下去，而是有选择的扶持，扶持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让企业学会自立，学会生存，形成自生能力，否则就是扶不起来的“阿斗”。除了扶持，政府更重要的任务是制定完善法律法规，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秩序良好的环境。只有形成了适度的竞争环境，优秀企业和企业家才会脱颖而出，才能促进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

　　第三大软肋：国有资本一家独大，民间资本介入不足，民营文化创意企业力量薄弱。

　　创意产业不同于传统产业，很多都是灵活、富于创新的中小企业，如独立工作室、时装设计公司、小型文艺公司、数码设计公司、广告公司等，这些企业更适合以民营企业的形式存在和发展。所以，国有资本在文化创意产业中比例过大，国有企业占文化创意产业比重过多，不利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从国外经验看，整个文化创意行业的增长主要依靠私营的中小企业。因此，增加政府对民营文化创意企业投资力度，吸引大量民间资本投入文化创意产业，大力发展民营文化创意中小企业，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环节。

　　努力实现文化创意产业投资主体的多样化是各国政府的普遍做法。在美国，政府对文化的直接投入所占的比例正在不断减少，而通过立法鼓励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对文化进行捐赠和投资。目前美国的一些文化活动，私人、企业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资额已经远远超过了政府的投入，我国应该借鉴。

壮大文化出口 从哪做起

来源： 中国文化报     郭万超 董承华

　　文化出口产业的发展与企业规模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中国部分文化企业已初具规模，甚至在国内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但是与迪士尼、时代华纳、塔克钟等大型跨国集团相比，中国文化企业从规模、效益和品牌上都难以与之竞争。此外，由于中国的绝大多数文化出口企业是中小企业，其中大多数缺乏资金、管理经验和业务渠道，尤其欠缺在国际市场上开展国际文化贸易的经验。少数的大型文化企业，在文化出口方面也很微小。所以我国的文化出口产业，至今没有形成规模和品牌效应，还没有打开国际文化出口的大局面，没有形成强大的文化国际竞争力。要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快文化出口产业的发展。

　　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

　　建立中国的文化出口产业的领导机构是当务之急，该机构的职责是负责制定和落实有关的鼓励政策，协调各部门的关系，争取国家机关如商务部、外交部、海关等单位的支持。

　　将中国各种资源和产品向世界推广，需要有一个综合的概念，需要系统的战略规划，进而形成相关的产业链。因此，政府应该完善文化出口产业发展的规划和政策，并尽快制定出与政策相匹配的实施细则，以及制作投资指南类的宣传材料，使有意参与的社会团体或个人能够方便了解到相关政策、办事渠道以及参与该项事业所得到的利益等。还要综合运用财税政策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包括对文化领域效益好的龙头企业给予一定的出口信贷的授信额度，用贴息方式支持中小文化企业扩大出口和开拓国际市场，给予新兴文化企业更多税收优惠等。通过政府的引导和支持，逐步建立起完善和成熟的文化出口市场体系和网络。

　　发挥技术的促进作用

　　科技含量高是美国文化产业的一个显著特征，尤其是在大众传媒领域，网络传输、数字化、通讯卫星等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美国文化产业具备了向全世界扩散的条件。其一，技术创新为文化产品的升级提供技术性支持，从内容和载体两方面不断创新传统文化的表现方式，使传统文化具有更生动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其二，技术创新逐步改变文化出口产业的盈利模式：一方面促进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宽带技术、多媒体传播、数字化与互联网的兴起，对传统文化产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原来凭借渠道的垄断优势获取高额利润的地位被削弱，内容产业成为文化产业的竞争焦点。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导致产业之间的界限模糊，出现了产业融合的局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电信、出版和广播电视的产业链和业务边界出现了融合，这就需要文化企业及时更新商业模式。

　　打造出口品牌

　　每年推出一批文化出口产业的重点项目，加强政府对文化出口产业重大项目的主导和支持。同时融合多元社会力量，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出口产业品牌工程。打造一批与中国地位相称的大型文化企业。在发展传统文化产业的同时，积极探索发展新兴文化产业。

　　另外，中国每年在国外举办的中国文化年，包括文物展览、传统戏曲、民族歌舞、功夫、杂技表演、电影、文学等体现民族艺术特色和当代文化创造成就的活动，期间还会举办多场旨在促进双边旅游、贸易等各领域合作的介绍会等，因此要充分利用中国文化年组织并推广中国文化产品。

　　建立一系列国际中心

　　国际中心不是一栋建筑，而是具有多个展示中心、众多的设计机构、制作机构和贸易机构，同时又有酒店、餐饮等服务设施的集合地。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全球的买家到中国。当一系列的国际中心在中国落户时，就会出现世界看东方、东方看中国的局面。

　　发挥海外人才作用

　　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众多，其中不乏具备相当实力的企业家，甚至是跨国公司的管理层。过去我们主要吸引他们到中国来投资，而现在可以利用他们的各自优势，发展中国文化出口产业。一方面可以利用他们比较了解所在国的国情这一优势，譬如，有的具有国际视野，谙熟国际惯例并具有国际公关能力，有的擅长国际投资活动，可以咨询征求他们的意见，协助中国文化出口企业在海外发展。另一方面，海外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中有不少文化、金融、高科技、管理等方面的人才，可以吸引他们加入中国的文化出口企业，弥补人才的不足，还可以吸引他们在其所在国对中国的文化出口产业进行投资。

如何完善动漫产业税收政策

来源： 中国文化报     郭万超

　　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动漫产业受到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2009年9月，国务院发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动漫产业被列入重点发展的八大文化产业之一。动漫产业也包括与动漫形象有关的服装、玩具、电子游戏等衍生产品的生产和经营。加快发展动漫产业需多管齐下，其中税收政策是非常重要的方面。由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北京市社科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组成的“文化产业税收政策研究”课题组，对动漫企业的实地调研，我国税收政策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是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动漫企业，销售动漫衍生品时需按17%税率缴纳增值税，销售动漫衍生品可抵扣的进项税额较少，且17%税率较高，导致企业负担较重。

　　二是享受优惠政策动漫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审批标准过于严格，不符合动漫游戏企业的经营规律，导致部分动漫企业及全部游戏企业无法通过审批，不能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三是现行政策规定，销售软件可享受增值税超三返还优惠政策。游戏公司在销售游戏机时，存在将游戏软件安装在游戏机中与游戏机一并销售的情况。根据政策规定，此种情况下销售的游戏软件不能享受增值税超三返还优惠政策。

　　四是原来大部分动漫游戏企业缴纳的主体税种为营业税，适用5%或3%税率。从企业层面看，虽然“营改增”后总体上有利于减少企业上缴税额，但对动漫游戏企业改征增值税，税率上调至6%，由于动漫游戏企业主要经营成本为人工成本，可抵扣的进项税额较少，改征增值税后加重了动漫游戏企业的税收负担。

　　五是部分动漫游戏企业不了解该行业适用的税收优惠政策，未向税务部门申请税收优惠或未申请可享受优惠政策动漫及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审批。例如，北京市掌上明珠科技有限公司不了解研发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导致多缴纳了企业所得税。

　　六是动漫企业属劳动密集型企业，企业员工较多，个人所得税负担较重。

　　七是动漫企业按文化体育业税目缴纳营业税，适用3%税率。但目前由于大部分动漫企业不能通过相关资格认定，因而无法享受优惠税率，需按5%税率缴纳营业税，导致企业负担较重。

　　八是作为资金补充的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很难惠及中小企业。如2009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扶持动漫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其中就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减免等方面对动漫企业及其自主开发、生产的动漫产品做出了一系列优惠规定。但这项政策对于大型动漫企业而言，优惠幅度较大，对于一些处于成长期的中小型企业来说，有些优惠措施享受不到，如增值税优惠，以至于税收优惠的短期作用并不明显。

　　为了完善我国动漫产业的税收政策，课题组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建议国家出台政策，对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动漫企业销售动漫衍生品适用13%低税率或按6%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第二，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根据动漫游戏企业的经营状况及内在规律，适当修改享受优惠政策动漫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审批标准，确保大部分动漫游戏企业能够通过审批享受优惠政策。建议北京市国税局、北京市地税局适当调整动漫企业营业税认定审批标准，确保大部分动漫企业能够享受3%营业税优惠税率。

　　第三，对于承担政府任务的动漫游戏企业，建议国家就其承担政府任务所取得的收入，给予免征营业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优惠。

　　第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为了不增加动漫游戏企业税收负担，建议对原适用3%营业税税率的动漫游戏企业，改征增值税后，由国家给予增值税超三返还或适用3%增值税简易征收率优惠政策。

　　第五，对于将游戏软件安装在游戏机中与游戏机一并销售的情况，如能分别核算游戏机与游戏软件的销售额，建议国家给予销售游戏软件部分收入增值税超三返还优惠政策。 

世界文化强国：如何引导多元主体推动文化发展　　

来源： 中国文化报     郭万超

　　现代社会的结构是由政府、企业、社会公益组织三大板块组成的。当今世界，文化发展已渗透到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要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大力塑造参与文化建设的多元主体，形成相关政府部门、不同所有制企业、行业组织、公益文化机构等共同参与文化建设的局面。

　　世界各个文化强国在文化发展过程中，都十分注重文化发展主体的塑造、引导，形成了多元主体积极参与文化建设的局面，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

　　运用财税政策吸引企业参与

　　尽管美国、法国、英国等世界文化强国的文化管理体制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各国政府都重视公共文化建设，同时对所需资金并不是大包大揽，而是通过财税政策鼓励企业、私人捐助。

　　美国早在1917年联邦税法就规定对非营利艺术团体与机构免征所得税，并减免资助者的税额。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公司和个人积极资助文化事业。另一方面，经费分担、陪同资助是美国文化资助体系的主要模式，政府只负责向文化机构和艺术家个人提供“种子资金”，如美国国家艺术与人文基金会规定，对任何项目的资助总额都不超过所需经费的50%，这就迫使文化艺术机构主动寻找企业、基金会的资助。

　　在日本，企业积极参与公益性文化建设，对公益性的文化团体进行资助在企业家中已达成共识。比如，由三得利公司全额资助的三得利音乐财团成立于1969年，财团设立的目的就是推进日本西洋音乐事业 ，保存和发展日本的传统音乐。财团设立当年就组织了三得利音乐奖，每年举办一届，用以奖励为音乐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日本音乐家。

　　法国制定了《企业参与文化赞助税收法》、《文化赞助税制》、《共同赞助法》等一整套文化赞助税制体系，对文化赞助的性质、目的、范围、条件、形式、对象等都作了具体规定，鼓励企业参与文化赞助活动。

　　1984年英国议会批准了《关于刺激企业赞助艺术的计划》，明确赞助是指企业出于经营目的，借助艺术活动提高知名度、招待客户或职工、做广告宣传等。该计划规定，如果企业赞助艺术，政府将“陪着”企业资助同一项艺术活动，而且鼓励“新投入”，即企业第一次赞助，政府陪同等量出资共同用于新项目，而第二次赞助，政府陪同出一半的资金，以此类推。

　　借鉴与启发：一是对公共文化活动坚持有限资助的原则，二是用财政资金陪同企业赞助公共文化活动，三是积极争取税收政策对文化发展的支持。这样既能发挥财税政策的杠杆作用，又增强了企业投入公共文化的吸引力。

　　鼓励组建行业协会和同业工会

　　英国的剧院同业组织为英国表演艺术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英国戏剧界有两个同业组织：一是伦敦剧院协会，二是英国戏剧管理协会，它们是剧院老板、管理人员和节目制作人的同业组织。协会向会员收取会费，会费从250英镑到3000英镑不等，为会员提供单项服务额外收取费用。协会以处理劳资关系，为会员提供法律帮助，开展面向中央和地方政府、媒体的公关活动，维护演出市场的繁荣。协会通过每年举办伦敦戏剧博览会，联合伦敦公共交通、旅游等公司和机构开展广告宣传活动，出版和发行刊物介绍各种演出信息，向英国各类媒体提供演出信息；举办英国戏剧界最高奖——劳伦斯·奥利维亚戏剧奖（该奖由伦敦剧院协会于1976年设立）；设立劳伦斯·奥利维亚奖学金，资助戏剧学院才华横溢但家庭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发售剧院代用券等活动来完成其使命。人们可以用剧院代用券在全国的150多家剧院兑换任何一场演出票。

　　美国有很多出版行业协会，如美国出版商协会、美国书商协会、美国大学出版联合会等。这些非营利法人组织对出版业进行管理，发挥了维权、服务、沟通、公证和监督等作用。

　　借鉴与启发：我国应鼓励文化院团、文化机构自发组织起来，克服单一的文化院团、文化机构力量分散、资源有限的弊端，组建自我管理的行业协会、同业工会，发挥它们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沟通政府、沟通媒体、培养人才、开拓市场、制定行业标准等方面的作用。

　　鼓励文化单位成立“观众之友”

　　欧美国家的文化单位大都成立了各种形式的“观众之友”（指有组织的支持某个文化院团、文化机构的群众团体，是把拥有共同爱好的人团结在一起的有效方式）。1909年，英国出现了第一个“博物馆之友”——英国剑桥大学的菲兹威廉博物馆之友。目前，英国已有600多个博物馆之友组织。“博物馆之友”所做的工作，一是为博物馆筹集资金，资助博物馆购买藏品及保护藏品，以弥补博物馆经费的不足；二是为博物馆提供义务帮助和服务。“博物馆之友”的会员可享受的优惠待遇有：观看展览预展、在博物馆闭馆后使用场地搞活动、使用博物馆资料进行学术研究、参观博物馆未对公众开放的地方等。伦敦皇家美院之友有会员7万人，由10名全日制工作人员管理，年会费超过100万英镑。

　　很多剧团也成立了“观众之友”。如伦敦学会室内乐团成立“观众之友”协会，入会者交少量会费，每月可收到演出信息，可优先订票，可观看排练，参观后台，订购剧院杂志，参加乐团聚会、联欢，甚至可自费随乐团出国访问演出。通过这些活动，密切观众与乐团的联系，形成一批基本观众并影响更多的人。皇家歌剧院成立的“考文特花园之友”有会员1.9万多人，每年缴纳会费45英镑。

　　借鉴与启发：“观众之友”实行会员制，会员缴纳会费。文化单位组建“观众之友”，一是可以通过收取会费、会员赞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文化单位资金不足的困难；二是培养了基本观众，任何文化产品都需要建立基本观众群，保证票房收入。目前，我国的“观众之友”组织还比较少，作用还没有得到很好发挥，政府应鼓励文化单位成立类似组织。

培育文化消费应成我国文化发展的战略重点

来源： 中国文化报     郭万超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扩大文化消费，增加文化消费总量，提高文化消费水平”。从当前经济发展主要矛盾、文化消费的特性等方面看，积极引导和大力培育文化消费应成为我国文化发展的战略重点。

　　笔者认为，文化消费是扩内需、稳增长的主要着力点。当前，我国的消费率偏低，内需不足成为经济增长的一大阻力。扭转供需失衡，一个重要着力点是大力培育和发掘文化消费市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为18071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仅为3.48%。而不少发达国家，这个比重在10%以上，美国2010年达到27%。这说明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资料显示，目前城市居民文化消费活动主要集中在看电视、读报等方面，文化消费构成较单一，文化消费层次偏低，还处于放松自我、休闲娱乐的初级水平。北京是文化消费的重点城市，但2012年，文化消费水平人均只有1658元。所以，还有巨大的文化消费潜力有待挖掘出来。稳增长是我国当前政策的一个重点，而大力挖掘文化消费潜力，扩大内需，则会给经济增长带来新的空间。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主要内容的非物资消费成为消费主流。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时，居民消费将进入文化消费需求的旺盛期。按照世界银行数据，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5445美元，已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2011年，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的人均GDP分别达到12447美元、12784美元、13058美元、15085美元和17018美元，以5市为代表的中国特大型城市已经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区间。这些都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文化需求的旺盛期。

　　但文化消费需要人为培育才能形成巨大的现实需求。文化消费不同于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须品，不是刚性消费，需要外力的推动，才能使已具备的文化消费能力转化为消费现实。所以，它通常需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培养，消费者具有了积极体验，形成爱好和习惯之后才能生成。根据文化消费的布迪厄尔理论，文化本身是一种符号，文化消费主体需要具有理解能力。文化消费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解码行为，只有一个人拥有了特定的文化解码能力，文化内容和产品才具有意义和旨趣。对于缺少文化解码能力的观众来说，音乐和绘画也许会令其感到莫名其妙，完全迷失于声音和节奏、色彩和线条的混乱之中。因此，文化消费是一种潜在需求，需要着力培育才能形成，特别是对于很多经历了很长时期物资匮乏的中国人，不习惯在文化娱乐上花钱。这就需要大力提升市民的文化消费能力。

　　笔者还认为，文化消费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文化消费除了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延续，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提升人的价值观、荣誉感，培养人们的情感与意志力。政府必须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角度关注文化消费，发挥文化消费在促进社会和谐、消融社会矛盾方面的功能。要强化文化惠民意识，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当前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存在一个误区，就是把精力集中在文化生产与供给上，集中在文化创造主体和传播主体上，而对文化产业链的末端——文化消费却很少关注。文化产品的创意、生产与销售，其最终目的在于消费。文化消费群体没有培养起来，盲目投资，必然造成我国文化产业的供需失衡，而目前这种失衡状态，又必然带来文化产品生产的错位和行销的断路，效益低下，最终必然引起文化产品的积压和文化资源的极大浪费。

文化强国可借鉴的经验

来源： 学习时报     黄江松 郭万超

　　现代社会的结构是由政府部门、企业、社会公益组织三大板块组成的。要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必须积极培育参与文化发展的多元主体，形成相关政府部门、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行业企业、社会组织、公益文化机构共同参与文化发展的新格局，优化文化领域的组织结构。

　　目前，笔者研究了北京的文化发展状况，这一状况可以代表当前国内文化发展状况。其特点是主体略显单一，突出表现在：从文化事业的发展看，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主要是各级政府和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而企业、民办公益文化单位参与度不够；从文化产业的发展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有待增强以及国有经济比重过高、民营企业的地位作用不突出；文化领域的同业公会、行业协会、观众之友等社会组织比较少。世界各个文化强国在发展文化的过程中，都十分注重多元文化发展主体的培育，形成了多元主体积极参与文化建设的局面，它们的经验值得借鉴。

　　运用财税政策吸引企业参与公共文化建设与发展。我们在研究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世界文化强国的经验时发现，尽管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公共文化建设，但是对文化发展所需资金，政府不是大包大揽，而是通过财税政策，鼓励企业、私人捐助。比如，美国早在1917年联邦税法中就规定对非营利艺术团体与机构免征所得税，并减免资助者的税额。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形成了公司和个人积极资助文化事业的热潮。

　　普遍推行经费分担、陪同资助的模式。所谓经费分担、陪同资助，就是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资以社会投资为前提，社会投入多少，政府是美国文化资助体系的主要模式，政府只负责向文化机构和艺术家个人提供“种子资金”，如美国国家艺术与人文基金会规定，对任何项目的资助总额都不超过所需经费的50%，这就迫使文化艺术机构主动寻找企业、基金会的资助。法国制定了《企业参与文化赞助税收法》《文化赞助税制》《共同赞助法》等一整套文化赞助税制体系，对文化赞助的性质、目的、范围、条件、形式、对象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鼓励企业参与文化赞助活动。

　　1984年英国议会批准了《关于刺激企业赞助艺术的计划》，明确“赞助”是指企业出于经营目的，借助艺术活动提高知名度、招待客户或职工、做广告宣传等。该计划规定，如果企业赞助艺术，政府将“陪着”企业资助同一项艺术活动，而且鼓励“新投入”，即企业第一次赞助，政府陪同等量出资共同用于新发展的项目，而第二次赞助，政府陪同出一半的资金，依此类推。

　　鼓励吸引民办公益文化机构参与公共文化建设与发展。民办公益文化单位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一支有生力量，它们不以营利为目的，致力于从事公益文化活动，政府有关部门要最大限度地保护、调动它们的积极性。

　　美国将文化单位分为营利性文化机构与非营利性文化机构两类，前者交给市场，政府不控制也不分享其所有权，更不直接参与或干预其经营；后者是无法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里求生存、求发展的，美国政府便通过税收政策或直接拨款，保护和支持这些组织机构。美国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就制定了著名的“501（c）（3）”条款，对非营利艺术团体与机构、艺术产业捐助者实行财产税和销售税的减免优惠，甚至在其寄发宣传广告等邮件时减免60%的邮资。美国的表演艺术机构基本分为音乐（含歌剧）、舞台剧、舞蹈三大类。据统计，20世纪末，属非营利机构的舞台剧团、舞蹈团、古典乐团和歌剧院，在本类剧团中分别占到52.7%、70.5%、87%；营利性表演艺术机构多分布在流行音乐和其他娱乐类，分别占到本类机构总数的86%和91%。

　　为了促进我国民办公益文化机构发展，需要突破法律层面、政策层面的障碍。一是为它们的登记注册松绑，允许民办公益文化单位在民政部门直接登记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二是允许民办公益文化单位设立分支机构。三是让民办公益文化单位切实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可以申请获得免税资格，但在现实中，民办非企业单位几乎享受不到任何免税优惠。比如，按照规定，捐赠收入是免税收入，但是因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不能申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因而民办非企业单位很难吸引到企业和个人的捐赠；再如，会员收入免税，但是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实行会员制，没有会费收入；政府补助收入免税，但是不包括因政府购买服务取得的收入，民办非企业单位从政府得到的补助收入微乎其微，通常获得的政府购买服务收入还不免税。四是解决民办公益文化单位的专业人员职称评定、晋级等方面的困难。五是让民办公益文化单位享受小微企业的待遇，多数的民办公益文化单位属于小型微利组织，但由于是非企业就无法享受小微企业财税优惠和行政收费减免等一系列扶持政策。致使营利性小微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负率最低仅为10%，而民办非企业单位却要按一般企业标准征收25%的企业所得税。

　　此外，建议政府部门改变公益文化事业的财政拨款方式，由针对机构拨款改为针对项目拨款。这种拨款方式的好处：一是使各类文化单位在争取政府资金方面享有平等的机会，给民办公益文化单位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二是有利于提高财政资金的利用率，财政资金不是用来养机构、养人的；三是在文化事业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增强各类文化单位的竞争意识，不管是哪类文化单位，只要项目、活动有价值，政府就花钱购买。

　　鼓励文化单位组建行业协会、同业公会。英国的剧院同业组织为英国表演艺术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英国戏剧界有两个同业组织，一是伦敦剧院协会，二是英国戏剧管理协会，它们是剧院老板、管理人员和节目制作人的同业组织。协会向会员收取会费，会费从250英镑到3000英镑不等，为会员提供单项服务额外收取费用。协会的使命是：处理劳资关系；为会员提供法律帮助；开展面向中央和地方政府、媒体的公关活动；维护演出市场的繁荣。协会主要组织如下活动来完成使命：每年举办伦敦戏剧博览会，联合伦敦地铁、铁路、公共交通、旅游、旅馆等公司和机构开展广告宣传活动，出版和发行刊物、小册子、单页介绍各种演出信息，向英国各类媒体提供演出信息；举办英国戏剧界最高奖——劳伦斯奥利维亚戏剧奖，该奖由伦敦剧院协会于1976年设立；设立劳伦斯奥利维亚奖学金，资助戏剧学院才华横溢但家庭困难的大二学生完成学业；发售剧院代用券，人们可以用该券在全国的150多家剧院兑换任何一场演出票。

　　美国有很多出版行业协会，如美国出版商协会、美国书商协会、美国大学出版联合会等。这些非营利的法人组织对出版业进行管理，发挥了维权、服务、沟通、公证和监督等作用。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我国应鼓励文化院团、文化机构自发组织起来，克服单一的文化院团、文化机构力量分散、资源有限的弊端，组建自我管理的行业协会、同业公会，发挥它们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沟通政府、沟通媒体、培养人才、开拓市场、制定行业标准等方面的作用。

　　鼓励文化单位组织观众成立“观众之友”等社会组织。欧美国家的文化单位大都成立了各种形式的“观众之友”。1909年，英国出现了第一个“博物馆之友”——英国剑桥大学的菲兹威廉博物馆之友。目前，英国已有600多个“博物馆之友”。伦敦皇家美院之友有会员7万人，年会费超过100万英镑。“博物馆之友”所做的工作，一是为博物馆筹集资金，资助博物馆购买藏品及保护藏品，以弥补博物馆经费的不足；二是为博物馆提供义务帮助和服务。“博物馆之友”的会员可享受的优惠待遇有：观看展览预展、在博物馆闭馆后使用场地搞活动、使用博物馆资料进行学术研究、参观博物馆未对公众开放的地方，等等。

　　很多剧团也成立了“观众之友”。如皇家歌剧院成立的“考文特花园之友”有会员19000多人，每年会费和赞助可达到70多万英镑。会员每年交少量会费，每月可收到演出信息，可优先订票，可观看排练，参观后台，订购剧院杂志，参加乐团的聚会、联欢，甚至可自费随乐团出国访问演出。通过这些活动，密切观众与乐团的联系，形成一批基本观众并影响更多的人。

　　“观众之友”是指有组织的支持某个文化院团、文化机构的群众团体，是把拥有共同爱好的人团结在一起的有效方式。“观众之友”实行会员制，会员缴纳会费。文化单位组建“观众之友”，一是可以通过收取会费、会员赞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文化单位资金不足的困难；二是培养了基本观众，任何文化产品都需要建立基本观众群，保证票房收入。

　　强化文化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吸引其他行业的企业、民营资本以及国际资本参与国有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扶持中小文化企业的发展。文化企业是文化市场的主体。由于文化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经营性行业事业单位仍然较多，企业的主体地位不够明确。为了尽快形成完善的文化产业市场体系，在文化市场主体建设上应坚持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应加快推进国有文化单位转企改制，着眼于做大做强公有制经济，而不是一味地强调做大做强国有文化企业。努力实现文化产业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是各国政府的普遍做法。我国应允许其他行业的企业、股份制或民营文化企业参与国有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以资本为纽带，共同组建股份制的文化企业。一些距离意识形态较远的领域，允许国际资本进入。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资本的国际化趋势十分突出。美国最大的电影公司哥伦比亚公司是由索尼控股的，美国著名的纪录片电视频道——探索频道是由澳大利亚的新闻集团控股的。

　　另一方面，应为民营资本进入文化创意产业松绑，扶持中小型文化企业的发展。从发达国家经验看，文化创意产业不同于传统产业，很多都是灵活、富于创新的中小企业，如独立工作室、时装设计公司、小型文艺公司、数码设计公司、广告公司等。在发达国家，整个文化创意行业的增长主要依靠中小企业。英国针对文化创意企业发展中遇到的缺少资金、研发投入不足、无力开拓海外市场等问题，积极支持那些有创新能力的个人或私营业者，为其提供发展所需的资金，以免埋没了许多创意构思及商机。

　　民营企业机制灵活、成长潜力大，应成为文化产业的活跃力量。但是，由于广播电视、新闻传播等部分文化行业的市场化程度不高，民营企业进入这些市场难度大。而且，民营企业在创业之初往往会遇到很多困难，例如，即使手中有好的项目，因为难以获得金融机构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支持，形成发展瓶颈。因此，政府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首先是为民营资本进入文化产业扫除各种政策上、体制上的障碍，为民营企业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其次是扶持中小文化企业的发展，尤其考虑扶持那些有明确商业模式和发展规划的中小企业，在税收、资金、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保护、技能培训、网络服务和场所等方面进一步提供优惠政策并细化操作。

全面部署文化体制改革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来源： 党建网     郭万超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文化体制改革的全面部署，必将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新的强大动力。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根本。核心价值理念构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体系的内核，是支撑国家与文化发展持续的精神力量。它还是一个国家根本利益在文化上的反映，是一个国家解决最为紧要的“国家认同”问题的关键。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首要任务就是要在文化多元、思想多样的格局下，使我们的文化制度更加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更加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有利于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抓住完善文化管理体制这个关键。经过多年的改革调整，产生于计划体制下的文化管理体制已有很大改观，但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需要。现在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亲自办文化，职能转变缓慢，出现越位、缺位、不到位同时并存的现象。比如，现在在全国遍地开花的文化项目、文化园区、冠以各种名目的艺术馆、博物馆等，令人担忧。一项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大小的文化产业园超万家，同质化倾向严重。这次全会要求：“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推动党政部门与其所属的文化企事业单位进一步理顺关系。”根据现代政府的职能与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政府在文化发展中要定位于加强规划，培育环境，制定政策，注重引导，为产业发展提供动力、支持与保障。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着力建立健全“两个体系”这个基本任务。一个是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另一个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文化市场，重点是着力培育具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要实现大的文化集团和具有创意的小微企业均衡发展，公有制文化企业与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协调发展；其次还要打破区域、行业、所有制界限，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流动；第三是建立多层次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源相结合。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是要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二是要特别注意推动文化服务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三是要引入竞争机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如何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

来源： 中国文化报     郭万超

　　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科技的作用是多层次渗透、全方位介入。科技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先进的工具，丰富了创意的表现形式，提高了产品制作效率，加速了文化创意产品的传播速度，促使创意产品市场化。

　　科技不仅对于传统文化创意产业行业的支撑愈加明显，而且不断催生文化创意产业的新形态，如动漫网游、设计创意等就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及计算机科学不断发展产生的结果，这些新业态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拓展了空间。科技和文化的融合，大大增加了文化创意产业的附加值。美国、英国、韩国等国家大力推进文化科技融合，已经取得了明显的领先优势。

　　美国：数字化版权保护战略 

　　美国是数字化技术及应用方面全球领先的国家。在美国，文化产业被称为版权产业。随着互联网、数字技术的进步，为版权产业国际化、数字化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为了适应数字化时代对美国版权产业发展的要求，美国积极实施数字化版权保护战略，《跨世纪数字版权法》针对数字技术和网络环境的特点，对美国版权法做了重要的补充和修订，为大众和版权产业界提供数字化版权保护。

　　英国：数字化对创意产业的影响 

　　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创意产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数字化技术不但大大缩短了创意产业的创作过程，降低了创作成本，提高了创意产品的创作质量，如电影数字化制作等，也促成了创意产品销售渠道和消费者消费习惯的变化，如在线销售、在线支付和消费等。

　　为顺应数字化的发展，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府对下议院特别委员会所提出的“多媒体革命”做出响应，开始积极计划应对数字化潮流；Consumers Call the Tune研究了数字化对音乐消费的影响及知识产权保障的重要性；创意产业专责小组对互联网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提出若干建议，政府提出了相应的具体做法；随后又研究了数字科技对电影生产及销售的影响，并提出应对数字化发展趋势的电影产业政策。

　　日本：先进技术的研究开发 

　　日本《文化产业促进法》所规定的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措施中明确指出，为了能够生产出运用高技术（与摄像的制作、上映或传输等领域的技术革新进展相适应）的优质内容，国家应采取推进先进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教育振兴等必要措施。同时，为了培育高素质的人才，确保和提升他们的资质，国家应采取通过高等教育机构实施的内容事业的教育振兴，促进国内外内容事业从业者间的相互交流，举办内容展览会、品评会之类活动等必要措施。

　　被称为“动漫王国”的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动漫制作和输出国，目前全球播放的动漫作品中有六成以上出自日本。为了加强企业的竞争力，日本政府透过经济产业省制定了一系列设计振兴政策，其主要方向在于设计的普及和启发。

　　为了加强日本企业的设计力，日本在整备资金、人才、技术等商业基础，促进业界近代化、合理化等目标之下，总计有5项改革方案，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支持并加强普及新技术的研究开发：支持以计算机视觉设计技术为首之先端影响技术的相关研究开发；促进电影制作、流通及上演等过程之数字化；支持宽屏屏幕技术之研究开发以及支持数字内容流通技术的研究开发。

　　韩国：推进新资讯技术与文化创作相结合 

　　韩国把通过新的资讯技术与文化创作相结合，进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技术称为“文化与内容技术”，是韩国极力推动的六大创新技术领域之一。

　　为了壮大数字内容与软件产业，韩国成立游戏产业振兴中心和IT业振兴院。政府推动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创新企业发展政策，其中包括税制、资金和人力资源三方面对创新企业的支援。税制支援包括：创新企业原则上两年内免除各种税务调查，两年内免除75%不动产取得税，5年内免除财产税和综合土地税，6年内免除50%所得税。

　　在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法律法令支持上，制定《创新企业培育特别法》，针对数字内容等新行业进行激励，并通过《文化产业促进法》，明确推进文化、娱乐及内容产业的发展。同时，韩国还制定了与特定领域相关的政策法令，如制定电子游戏产业的相关政策法令，修改与之相关的声音、录像、电子游戏产品的相关法令。

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道路的深层内因 　　

来源： 党建网     郭万超

　　中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论调，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总体而言，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发展仍迷惑不解。这里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观察家总是习惯用西方的理论与经验来诠释中国。

　　任何发展道路都是一定历史文化与发展实践的产物，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独特文化传统的东方大国。中国今天选择的发展道路，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发展的深层动因

　　中国道路带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对一些西方经济学者来说一直是个谜。

　　西方发达国家增长率历史上最高达到3%～5%，而从1979年到2012年的3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E·赫尔普曼2004年感慨：“在过了200多年后，人们仍然没有找到经济增长的秘密”。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也指出：“世界上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些国家穷，至今我们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

　　要想解开发展之谜，必须从逐步递进的三个层次展开，即从物的层次、到人的层次、再到文化的层次。发展的逻辑是，财富的增长直接表现为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增长，正是人支配物并创造了财富，而最终是文化塑造了人。

　　第一个层次，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在于“物”，即资源的优化配置。西方经济学重视研究这个话题，201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颁给了资产定价实证分析的三位经济学家。这种研究可为市场经济提供技术层面的工具。但西方经济学忽视了人，它以一个极其简单化的经济人假设把人抽象掉了。而财富的源泉是人。

　　第二个层面是人。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一切财富都是人创造的。哈佛大学终身教授波特在历经4年、对10个国家研究后完成了《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他认为：“在现代全球经济下，繁荣是一国自己的选择，竞争力的大小也不再由先天承继的自然条件所决定。”中国科学家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研制出原子弹，这种生产力不是西方数学模型能算出来的。因此，中国用以人为本为核心的发展观抓住了发展的关键。而西方经济学把广大劳动者等同于物或生产要素，抑制了人的能动性。

　　第三个层面是文化。现代生物学显示，不同种族、不同个体间基因差异不到0.1%。但两个不同社会或民族的人站在一起，看似没有多大区别，但其思想行为模式完全不同。正是文化塑造了人，文化是揭示发展最深层次的东西。制度对人的集体行动具有重要作用，而制度也是文化的一种类型。在社会经济领域，世界各国从外在条件看，都有可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实际却是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种差异都可以从独特的文化传统中找到根源。这种根源，其实就是“文化基因”。

　　文化是一种无法选择的约束，它对人的影响进而对发展的影响是广泛、持久和深层次的。它的巨大历史惯性赋予一个国家发展道路以鲜明的个性特点，包括经济模式、政治形态、社会体制等。

　　毛泽东说过：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有其长处和特点。曾经在哈佛大学执教的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他在研究中华民族的族群个案时得出一个结论：汉族是上天选择的优良一族。

　　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5000多年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正因为如此，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20多种文明，几乎全部中断了，中国是唯一保持历史文明连续性的国家，长期保持了文化的独特性。这种连续性、独特性是中华文化具有创造力、自我更新能力的表现。

　　90多年来，特别是30多年来，我们正是利用这种优势，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在人类文明史上创造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可以说，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当代中国快速发展的深层动因。

　　中国道路的探索也是文化发展模式的探索

　　道路的探索实际上也是文化发展模式的探索。探索中国道路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这种融合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通过融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毫无疑问，中国道路的出现丰富了人类发展道路，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而中国道路的形成演进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滋养，同时，当代中华文化的发展也依赖于中国道路。

　　美国花旗集团高级顾问罗伯特·库恩认为：中国人对祖国悠久文化传统的自豪感是推动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曾对记者说：“要理解中国人为什么那么执著地为民族复兴而努力”，“必须了解中国人对古代文明的那种自豪感，这是激励现代人去振兴民族的历史动力。”“中国的发展变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推动的。”如从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到当今的国家领导人，他们都有着强烈的民族复兴信念，体现了中华文化自强不息的精神。

　　中国道路的探索发端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人在应用马克思主义时，非常重视对中国文化现象的创造性研究，重视历史文化传承，善于继承、运用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毛泽东1938年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他还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用以帮助指导当前的伟大革命运动。”李大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接受过中国文化的长期熏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曾经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慎独”，“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传统思想的精华，勉励自己，教育党员，并使这些思想得到了改造和发展。

　　新世纪新阶段，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出现新局面。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都要求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为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并要求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习近平还进一步强调，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断探索，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注入了持久的动力。

　　回顾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历程，这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不能割断，就如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个连续的整体，这种整体性的内在依据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特有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优秀传统文化将推进中国走向未来

　　中华文明在历史上对世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美国汉学家孟德卫指出：“1500-1800的3个世纪，是中国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较强影响的时期”，“至少到18世纪末，欧洲接受来自中国的影响是因为他们视中国文化为更优越的文化，且乐意向中国借鉴”。

　　西方文化大约在19世纪中期开始对中国文化形成挑战。许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往往出现身份认同危机，中国也的确曾有过一段屈辱的历史，但却从不认为自己是劣等民族，我们非常明白中国文化的含义，并拥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今天，中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已经成功扭转了当初的衰落颓势。在文化方面，中国虽然以开放的胸襟吸纳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但并没有失去自己的文化自信。事实上，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动力源泉和宝贵精神资源。

　　实现现代化是中国重要的目标追求，也是中国道路的核心目标，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相悖，恰恰相反，中华文化的许多方面有助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于现代化弊病的救治是一种有效的思想资源。历史证明，资本主义文明并不完美，并没有使历史终结，经过社会民生主义改造的现代性也不完美，需要人类不断努力来改进。而中华文化的许多宝贵资源是西方所没有的，比如，君子文化、尚贤文化、耻感文化、礼仪文化、忠孝文化以及人道主义精神、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等等，这些都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有力的支持。

　　中国要引领世界不能只是经济上的，还有文化上的，就是要为人类提供新的文明范式。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给中国发展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最终接纳并更新中华传统文化，使得其所展现的生活方式在当代世界延续下来并恢复活力。在社会组织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甚至教育制度等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的情况下，几千年中国文明所建立的生活方式能否持存下来，这乃是一个巨大考验。这需要立足于当下国情、世情，通过千年中华文明浸润、转化、提升中国人的生活形态，引导其朝向更健康、更自由、更文明、更富于教养的方向发展。

　　中华文化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但还需吸纳西方文化精华，进行创造性转化。在如何对待西方文化问题上，一些人存在着全盘西化和照搬西方文化的论调，这是西方中心主义在作祟，也是中国某些知识分子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走向，中华文化作为世界上最古老也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必将随着中国崛起而焕发出新的活力，为人类文明增添新的光彩。

　　中华文化本身就具有融合包容的特质。所以，中国文化有希望融合中西之长，形成当代最具竞争力的文化。《历史研究》的作者约瑟夫·汤因比指出：“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熔为一炉……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英国哲学家罗素说：“我相信，假如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能够自由地吸收其优点，而扬弃其缺点的话，一定能产生一种糅合中西文明之长的辉煌业绩。”

　　但是西方不愿学东方，如果它不能改变这一点，这将成为其衰落的最终原因。保罗·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写到，西方文明是狭隘的文明，西方人从不把其他民族的观点放在眼里。而且，不像其他伟大的文化那样，西方人为了留存自己的文化，往往强迫别人放弃自己的观点，排除异己并将之抛之脑后。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其中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我们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我们要深刻认识并发挥我们的独特文化优势，并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转化，从而为中国梦奠定深厚的精神文化底蕴。

巧用产业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来源： 光明日报     郭万超

　　文化遗产不仅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遗物，而且是对当代中国文化构建具有巨大精神价值的宝贵资源；它不是远离百姓、没有生命的化石，而是直接关系民生幸福指数的文化大餐。因此，让文化遗产活起来，不是口号，而是实现文化惠民的重要方式。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首先要充分认识和发掘其深沉的精神底蕴。比如，长城作为世界遗产，是世界一大奇观，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物质载体，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最近，习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其实，长城作为防御性工程，就是中华文化具有“和”的内在精神和和平基因的最好证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如此壮观的长城，而且从春秋时期，我们的先人就开始修建长城。是什么支撑中国人不停修建这么浩大的工程？是一种追求和平的精神，是一种不与人争的“和”的精神。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但是世界局势依然存在不稳定因素，认真梳理、大力弘扬中华文化遗产背后的和平精神，对于中国和平发展、对于世界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还要培育整个民族的高度文化敬畏。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今天的中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但是没有文化的崛起，不是真正的国家崛起。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华传统文化受到了巨大冲击。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少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存遭到极大破坏。这些现象都反映了一种社会浮躁心态，是一种对文化的无视或轻视。具有五千多年积淀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保护好、继承好这份宝贵遗产是整个民族的历史责任。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还要做好文化产业这篇大文章。很多文化遗产都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宝贵资源。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地产业开发利用，可以使文化遗产更好地惠及民众。

　　当下，文化遗产的开发主要方式是发展旅游。吸引游客首先要靠品牌和美誉度。人们外出旅游的一个重要心理是猎奇，是去看独特的东西，而这恰恰是文化遗产的独特优势。遗憾的是，目前我国旅游品牌培育方式还比较简单，没有突出各自核心的文化内涵。比如有的地方弄个“××神节”“××文化节”，定位很低，自娱自乐，仅能够吸引当地游客。其实，立足本地、面向全国、甚至世界，才是王道。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如何把游客留下来。文化产业的经典案例迪斯尼，就是以产业链的形式，不断实现增值。它最早是动画制作，销售仅完成成本回收，第二轮是迪士尼乐园每一元门票带动八元的消费，如今已是第三轮，现在其品牌授权和连年经营的收益已占盈利的40%。

　　回视我国的文化遗产开发，“小散乱”的问题相当严重。因此急需整合资源，形成产业链，以实现价值增值。比如旅游业由100多个相关行业构成，要把这些行业整合起来，带动周边经济，如酒店、餐饮、交通、艺术品等形成产业价值链，而非各自为政。唯有此，才可能走出靠门票过日子的泥潭。

认清总体上升趋势是读懂当代中国的关键 　

来源： 求是     郭万超

　　在中国改革开放36年的历程中，各种唱衰中国的论调一直不绝于耳，这些论调都已被实践证明十分荒谬。中国不仅战胜了一个又一个重大困难和挑战，而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那么，认识与实践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究竟如何读懂当代中国？快速变革发展的中国从现象看很复杂，而且越是快速发展问题与矛盾就越多，但要把握其发展主流和基本趋势。一个国家总体发展趋势上升，短期问题就不能左右大局，因为那都只是暂时的。一些暂时性的表面性问题很容易蒙住人们的眼睛，让人看不到事物发展的本质和方向。全面客观地看中国，需要“莫为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大视角、大气度。当然，也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毋庸置疑，中国在整体进步的前提下，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不少。但是，现今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比中国要严重得多，日本海湾当年也是乌黑一片，伦敦的雾霾造成几千人死亡，美国发展初期几近使印第安人灭绝，中国劳工也很多客死美利坚。相比之下，中国走的是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路，中国的发展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现在个别人对中国共产党说三道四，但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离开中国共产党，谁也不行。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表达过这样的思想：“在更一般的情况下，起飞的到来不仅要等到社会基础资本的积累和工业、农业技术的迅猛发展，还要等到一个准备把经济现代化作为严肃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业的政治集团的出现。”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政治集团，它不是一个外来力量强加于中国的政党，而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最终脱颖而出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从目前来看，并非完美无缺、无可挑剔，但平心而论，中国共产党为了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真干事、干实事，是中国走向繁荣发展、走向民族复兴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入在于培育统一的富有活力的大市场——协同发展也要发挥市场作用

来源： 北京日报     郭万超

　　近期，国家层面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已经审议通过，这标志着三地协同发展将真正上升到国家战略。为此，要完成好五大任务。

　　抢抓历史机遇，尽快培育中国第三大城市群

　　从国外发展经验来看，城市群是国家或区域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地域单元，深刻影响着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全球经济格局。比如，伦敦依托产业革命后英国主要的生产基地形成了伦敦都市圈，占60%的城市人口和80%的经济产值，是英国产业密集的经济核心区；依托日本三湾一海地区的东京首都圈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际都市圈，集中了日本80%的产业、60%的城市人口和40%的高等教育人才。

　　可以说，城市群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是中国主体功能区战略中的重点和优化开发区。据报道，相关部门正在编制城市群规划，将重点培育5大国家级城市群，包括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所以，京津冀区域不仅面临协同发展的战略机遇，还面临着培育中国第三大城市群的历史机遇。

　　构建强有力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体制和协调机制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日本为了加快东京都市圈的发展，于1956年成立了“首都圈整备委员会”，作为首相府的下属机构，直接负责首都圈的规划与建设。

　　京津冀协同发展最大的难题是区域之间的利益协调。在主体多元而又规格较高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和协调机制，协同发展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为了突破京津冀合作多年的僵局，中央成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最基础的领导架构。小组下面还要专门建立包括产业对接、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分领域的跨区域协调联动机制，共同建立各种专业领域的对接平台，统筹推进京津冀区域合作重大事项。

　　加快以城际铁路为核心骨架的京津冀交通体系建设

　　通过对上海及其周边城市群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兴衰演变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群中重点城市的发展是在交通等基础设施发展的基础上，依靠港口、航道、交通枢纽等重要区位，内引外连，以上海为贸易、金融、信息中心向海外发展。

　　与国际大都市圈比较，北京的轨道交通还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北京市范围内轨道交通路网密度不够高。东京小汽车拥有量达到800万辆，比北京要多出260万辆，但是东京的地面交通并没有北京那么拥堵，这是因为其轨道交通系统非常发达，以轨道交通为核心的公共交通成为主要交通出行方式。二是北京的市郊铁路建设严重滞后。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世界城市的市郊铁路都非常发达，分别达到3650公里、3000公里、2031公里和1867公里，而北京的市郊铁路只有107公里，虽然北京地铁里程是全世界最长的，但是综合考虑市郊铁路，北京的整体轨道交通体系与上述世界城市相比差距还很大。

　　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把硬件设施做起来，其中交通基础设施是最基本的，要加快以城际铁路为核心骨架的京津冀交通体系建设。

　　要打破区域分割、市场壁垒，建立京津冀统一大市场

　　从长三角区域和珠三角区域的发展经验看，其发展之初并不是由顶层设计或规划启动的，市场的力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中富有活力的民营经济是其发展的最重要动力。政府做顶层设计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顶层设计不是全部，也不是万能的。政府推动的项目、政策，最终都是为了培育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区域市场，特别是涌现一批有竞争力企业，因为它们是市场最重要的主体。

　　从京津冀三地的工作部署来看，在协同发展中，北京主要是加快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加快产业转移和人口分流，而天津和河北则是做好被疏解的功能及产业转移的承接与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可以说才刚刚真正起步，目前的举措还是初步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更根本的任务是培育统一的富有活力的大市场。要打破行政区划的藩篱，形成良性竞争，加强合作，实现产品、要素、人才的自由流动；要避免产业布局的同质化，通过完善的产业链，形成合理的市场分工。

　　要建构区域集体认同，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

　　文化层面的相互融合和认同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非常重要。京津冀协同发展也就是一体化过程，一体化本身就是一个建构集体认同的过程，而文化认同是其中最稳定的认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才能具有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

　　从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的经验来看，浓厚的具有统一性的商业文化是它们协同发展的精神基因。这种文化消弭了区域之间合作的认知障碍，形成了无形的精神纽带。

　　实际上，从历史地理学方面看，京津冀三地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脉通文脉亦通。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狭隘思想，首先要破除几十年来形成的文化歧视和地域隔阂，构建区域认同、文化认同，重申京津冀本是一体，需要合作发展，只有认识到这一点，京津冀协同发展才会有进展。

构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刻不容缓　　

来源： 光明日报     郭万超

　　当今中国，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是构建自己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一方面，这是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当代中国也为这个任务的完成提供了极好的社会条件。中国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理应顺应时代需要，以建设性的态度，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大胆创新，创造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思想理论成果。

　　其一，构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增强中国软实力、使外部世界正确认知当代中国的迫切需要。 

　　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发展除了需要进行物质生产，还需要进行精神生产；除了硬实力，还需要软实力。软实力是一个国家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而无论是制度的完善、文化的发展，还是国民素质的提升都需要现代社会科学提供知识与理论的支持。

　　中国的发展使国际社会对中国显示出莫大的兴趣。这不仅仅是因为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高，他们需要了解中国，而且更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最大的实验场。这种现实为中国提升软实力带来了良好机遇。

　　但如何使外部世界、特别是首先使西方知识界正确认知中国，是中国面临的一大挑战。现有社会科学的主要概念和理论，都是建立在西方经验之上的，都是根据北美、西欧地区人们的集体心理和集体行为总结出来的。换言之，现代社会科学是西方现代化的产物。这些理论在解释中国问题时显得比较苍白，缺乏说服力，无法正确解读中国。但与此同时，当代中国又缺乏自己具有原创性的社会科学知识与理论体系，这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一大障碍。

　　如果不能及时构建自己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以此向国内和外部世界解释好自己国家的文明和发展道路，减少中西彼此文化理解中的障碍，使发展的中国更好地被世界接纳，不仅会阻碍国内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会使外部世界对中国产生更多误解和猜疑，最终给中国的发展带来麻烦。

　　其二，构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破除西方文化霸权、确立中国话语权的迫切需要。 

　　随着传统中国的衰败，晚清以降，中国精英阶层开始反思中国的文化。近百年的反思使中国文化取得了斐然成绩，使我们能够用现代学理来梳理传统文化。但在这其中，也不乏错误思潮。例如有一种思潮的特点是感性地看待中国，虽然意识到中国存在的问题，却无力分析和解决问题，其逻辑错误在于将中国人在一段时期内未能成功应对现代化的挑战归结为中国人不行、中国文化不行，造成中国人丧失文化自信。还有一种错误倾向，就是自“五四运动”以来，一部分人主张“全盘西化”，无条件地接受西方的知识体系，而放弃自己的知识体系。这些错误思潮都使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失去了应有的话语权。

　　改革开放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优势，大肆宣扬西方文化价值观，如新自由主义、西方民主模式等，给中国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以社会科学中的过度美国化倾向为例，我国高校科研机构大量、原版引进美国教材，在研究过程中流行用美国化的思维研究中国问题。实际上，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而是削足适履。面对西方各种文化的渗透，除了要有理有节地进行批驳，更重要的是要作出严谨系统的正面理论回应，这就需要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以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为基本素材，进行原创性开拓，精心构建中国社会科学体系，构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

　　其三，构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中国独立发展原创性思想理论、改变依附型发展的大好时机。 

　　马丁·雅克认为，“中国崛起远远超出经济的范畴，包括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崛起，而且中国崛起的影响远大于美国崛起的影响”。和西方相比，中国当代的发展与转型无论从规模还是深度来说，都是西方所不能比拟的。这为中国社会科学界进行知识创新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无论是研究人员的数量，或是国家财政投入，或是中国学术市场，都为社会科学知识和理论的创新创造提供了肥沃土壤，而中国的发展经验也完全可以检验所有现存的社会科学理论。现在关键是，中国社会科学界有没有足够的决心与自信，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科学发展之路，从根本上破除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理论依赖，这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

　　那么，应当如何构建属于自己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笔者认为，应当坚持三个基本原则。第一，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方法，加强对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要紧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第二，充分反映独特的中国元素。要用中国的理论、中国的学术解读中国的奇迹，充分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创造、理论的独特贡献、制度的独特优势。尤其要注重对中华文化的汲取和传承。第三，既科学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的合理成分，又打破西方对中国问题话语权的垄断。一方面，要吸收西方理论中有益的思想成分，对中国现实问题作出自己的解释；另一方面，要清醒认识西方理论与中国实际的隔阂，特别是其政治倾向性，不盲从、不轻信，加快理论创新、树立理论自信。